故事背景

宋慈在长汀任县令一年多后，于嘉熙元年（公元年），被任命为邵武军（今邵武市）通判。

邵武是闽北重镇，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厚重。宋代邵武战略要塞的位置受到朝廷的重视，把邵武的建制由县升格为军。北宋太平兴国四年（公元年），邵武城从故县的乌坂城迁移至现在所处的位置，建置为军。宋代军与府、州、监同级，辖邵武、光泽、泰宁、建宁四县。宋代往往在战略要地设置军，提高朝廷抵御侵扰的能力。

宋代邵武军的衙门都设在邵武城内，人口众多。特别是宋朝廷南渡，大批从北方跟随朝廷南渡而至的军士、士大夫及普通百姓，大量拥入当时社会相对安定的福建。他们从江西过杉关，进入福建，邵武成了他们既可定居又可再向其他地方发展的辐射点，成了中原文化的过渡地，因此造就了邵武军人口众多，仅生活在邵武县的人口就达0多万。

宋慈到任不久，知军王埜离任，由宋慈代理。作为当地的父母官，宋慈为百姓做了一件大善事。

宋慈到任后对地方民情作了详细的调查后发现，福建一直流行有溺女恶俗。如《宋史》中王鼎“徙建州，其俗生子多不举”，这里建州指闽北。《省例》中列闽省恶习，就有“溺女”。《上两台风俗书节畧》中说“止育一女，多则溺之”。

宋慈了解到，邵武很特别，人口不断增加，死婴、溺婴也不断出现。绍兴十一年（公元年）三月，邵武军知军王洋奏请：“乞乡村之人，无问贫富，凡孕妇五月，即经报申县，专委县丞注籍，其夫免杂役一年。”邵武军对怀孕的贫家妇女，提供生活补贴，每一家贫困户发钱文，这笔经费来自官府征收的“免役宽剩钱。”“举子仓”的仓本来自官府常平仓、官田收入及富人的捐赠。但以上措施仍不生效，随着人口增加，养不起孩子而溺婴、弃婴日见增多。

宋慈还了解到，邵武农村有个奇怪的风俗，叫“不举子”，即生了孩子不养育，把婴溺死或扔掉。最初，这个风俗还有些迷信色彩，说五月初五生的儿子不祥、不吉利，所以“不举子”。这个“子”指的是男孩子。可是，后来这个“子”竟演变成了包括男孩、女孩都在内的所有刚刚出生的婴儿，而且也不单指五月初五了。

在当时，邵武“不举子”的风气盛行。由于地少人多，经济贫穷，许多家庭都把多生子女看作是沉重的负担。多以三男二女为限，超过此数即不养育，生下即在准备好的水盆中溺死或活活扔入河里溺死。因良心上怕受到谴责，就起一个好听的名称，叫“洗儿”。邵武地区的“不举子”风气相当严重，不仅穷人家只要一个独子，就连富人家也不过二男一女。

虽然宋代朝廷明令禁止溺婴、弃婴、杀子，甚至对堕胎的人也予以三年徒刑的处罚，但是仍屡禁不止。对于“不举子”风俗的危害性，宋慈有深刻的认识。他认为：这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，严重危害施政与教化。如违背人伦道德，恶化社会风气；造成人口比例失衡，影响正常婚配和伦理秩序；引发拐卖人口等社会治安问题。

而更多的人以死婴、死胎抛弃，官府追究时加以搪塞。因此，官府需要明确死婴是生前被溺而死还是正常的死亡。那这又该如何鉴别呢？

宋慈在检验婴儿尸体时发现，从水里打捞起来的死婴，可看到“尸面色微赤，口鼻内有泥水沫，肚内有水，腹肚微胀”。这样的婴儿可考虑“淹水身死。”也就是说，看到水中漂下来的婴儿，见到上述情况就是生前被溺死而抛尸。

针对邵武境内存在的严重溺婴现象，宋慈仿效朱熹的父亲朱松，撰写和发布了《戒杀子文》的文告，并联合当地年老而有地位的士绅，一同劝解和呼吁当地民众珍爱小生命。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当地溺婴现象就得到有效遏制。

同时，宋慈针对穷人家因无力养育子女，多有弃婴的现象，仿效恩师真德秀此前在建康府（今江苏南京）创办“慈幼庄”的做法，也在邵武设立了“慈幼庄”。

他的具体做法是：由官府拿出一些被没收充公的田地，召人租佃，立为一庄。利用所得的田租收入，收养弃婴。将弃婴寄养在乳母家中，按月支付费用，一直养到七岁。如果乳母有意将弃婴收养，或者找到了愿意收养弃婴的人家，听从其便，仍由“慈幼庄"支付养育费用。对于抱养一岁以下幼童的人家，补助二两银子。如被抱养的孩子患病，由“慈幼庄”承担医药费。如被抱养的孩子死亡，给抱养人家适当的补偿。在丰收之年，因被遗弃的婴儿稀少，"慈幼庄"收支有余，储蓄下来，作为荒年救济基金。

法医检验，不能只是为检验而检验，其工作的社会效用往往大于检验本身，可以为人类造福。宋慈“溺婴案”的检验就是这样，挽救了无数生命，也改变了不良习俗。

宋慈只在邵武任职一年多，但后来的《邵武府志》却在《官志》中为他留下了精彩的一笔：“通判邵武军，摄郡，有遗爱。”其中，“遗爱”是指留于后世而被人追怀的德行、恩惠、贡献等等。可见，该评价很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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